新书推荐︱张慧瑜：什么是非虚构写作？

书名：《非虚构写作》

作者：张慧瑜

书号：978-7-04-061173-1

出版时间: 2023年11月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获北京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青年创新人才、北京大学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等。研究领域为影视传播、基层传播和视听传播，出版专著《文化传播：转型时代的中国电影》《基层传播论》《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等，发表论文若干，策划、主编“新青年非虚构写作”丛书。

本书特色

1.本书具有历史的视角，从广义的非虚构写作出发，介绍非虚构写作的基本理念与历史、方法；梳理非虚构写作的类型，调查方法，与报告文学、深度报道、人类学田野报告等文体的关系，借助文学、新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视角，更好地发掘出非虚构写作对象的社会意义。

2.本书力图把非虚构写作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旨在以非虚构写作来提升学生对当代社会、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理解，训练其深度写作、学术思考和社会调查的能力。

3.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创意写作、非虚构写作和新闻写作等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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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非虚构写作？

文 | 张慧瑜

非虚构写作是用文学性的笔法讲述真人真事，是一种介于纪实文学、新闻报道和社会学田野笔记之间的文类，兼具文学性、新闻性和社会性。相比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非虚构写作强调纪实感和真实感。相比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非虚构写作强调叙述者的“在场”和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非虚构作品的风格包罗万象，从自述、日记、回忆录、口述，到游记、社会学调查、人类学笔记等，都可以算作非虚构式书写。非虚构写作的题材也非常多元，既可以写个人、家族、村庄、国家和全球的故事，也可以聚焦轰动性的新闻、社会事件或者其他重大题材；既能写英雄、伟人的丰碑，也能写普通人、芸芸众生的故事，甚至除了写人、写事之外，还能以自然界、客观物质为写作对象等。作为一种高度自由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书写方式，非虚构写作承担着公共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文化功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群众写作、公共写作的新形态。这本教材的核心内容是梳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历史和类型，帮助大学生从跨学科、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认识非虚构写作，并了解非虚构写作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从而愿意以非虚构写作为媒介，提升自身的社会调查和学术思考的能力。

任何人都可以从事非虚构写作，任何对象都可以被非虚构所写。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带有实践性、创造性的文化书写行为，以文学纪实、生活观察、社会调查为基础，呈现书写者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非虚构写作既朝向自己的生活、把自我对象化，同时也朝向别人、理解他者的世界和逻辑，看到与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英雄叙事、名人传记不同，也与奇观化、猎奇化的社会性报道不同，非虚构写作有两个特征，一是写平常人、普通人的故事，也就是平民视野，二是普通人成为书写者，无需被代言和被代表。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开放性的写作，任何对象都可以写，尤其是那些不被主流文化所关注的边缘人群、社会弱势者等他者的故事。非虚构写作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不是记者、作家等知识分子的专利，普通人、素人也能以非虚构为媒介讲述自己的故事、家庭的故事。非虚构写作的风格也很多样，有的偏个人自传、人生经历描写，如自述、游记、随感等，有的偏社会纪实、历史题材，如美国非虚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呈现的是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善于用非虚构呈现重大历史事件，其代表作《锌皮娃娃兵》写的是苏联阿富汗战争对参与者的伤害、《切尔诺贝利的祈祷》写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带来的灾难、《二手时间》写的是苏联解体对普通民众的深远影响。

美国非虚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文化表达，其开放性体现在两点，一是写作者既可以是带有专业身份的作家、记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可以是普通人或素人，借助自媒体平台，人人都可以从事非虚构创作；二是体现在写作的对象上，并非只有新闻事件或重要人物才能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主题，任何人和任何事都值得写，关键是选择何种角度、赋予何种价值。非虚构写作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专业人士完成的深度报道、社会学调查，二是偏个人经验的描述，前者是对社会事件的再反思，是一种公共写作，后者看似个体性的表达，但也具有公共性。借助自媒体平台，很多个人化的观察和纪实作品，经常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爆款”文章，引发公众讨论，如这些年每到春节前后，都会有“返乡体”作品成为公共讨论的热门题材。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是21世纪的公共写作，并为普通人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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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的社会价值

非虚构写作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四点：一是包容性，写什么题材都可以。既可以是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如最经典的报告文学是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讲述的是“十月革命”的历史；也可以是个体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如中国非虚构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把个人返乡的所见所闻变成对当下农村日常生活的深度观察，引发公众关注农村老人自杀、留守儿童、环境保护等话题；还可以是人生自述或回忆录，如女革命家曾志的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讲述的是个人参加革命的艰难历史以及革命过程中诸众遭遇。近些年，物质史、文化史流行，农作物、日常用品都具有了文化“考古学”的历史价值，这为非虚构写作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如美国全球史专家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以农作物棉花为例，呈现近代以来棉花种植、跨区域贸易的历史，借此展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

二是开放性，什么人都可以写。相比伟人、名人更容易出版自己的传记、回忆录，非虚构写作具有的民主化特征为普通人写作提供了契机。现代以来，人类进入大众社会、大众化的时代，文学、文化权利从少数贵族、封建教士手中向更广泛的大众群体转移。随着大众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现代公民变成受众，与之相伴随的是新的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知识与文化生产集中在专业知识分子和专门机构领域，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近些年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初、高等教育，写作成为一种公民的基本素养；二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用户生产内容”成为网络文化的一般特征，这些都使得受众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性。非虚构写作是普通人最容易采用的写作形式，通过讲述个人化的经验和生活，来表达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尽管在社会机制上依然存在各种显性的、隐形的限制，但非虚构文学的属性使得“业余”作者在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上具有更大优势。

三是公共性，非虚构写作瞩目于社会议题，调查记者用深度报道的方式来反思新闻事件背后更深远的社会动因，这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非虚构文学的出现正是不满足于告知公众发生了什么，而是继续探究新闻事件出现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动因，使得非虚构写作成为带有社会反思和批判色彩的文体。除了关注重大新闻和社会事件，非虚构写作的另一种社会功能，是把“不是新闻的新闻”变成新闻，把不被关注的议题变成公共话题。如社会学家廉思主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2009）用两年的实地调研，反映了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大城市所处的艰难处境，成为像蚂蚁一样的新弱势者，引起了公众讨论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还如非虚构作家黄灯所著《我的二本学生》（2020）借助自身担任高校老师、班主任的“便利”，采访这些非985高校的大学生，来反映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焦虑。除了记者、作家等专业视角之外，非虚构写作的特色是用个人视角、亲历者、见证者的身份来讲述故事，即便再个人化、私人化的叙事，因为其“真实”的底色，也携带着时代和社会的痕迹。这种个人叙述带有主观性，只是非虚构写作不假装“客观”，反而主动暴露叙述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强调这是叙述者的“亲眼所见”，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是第一人称叙述。当然，这也带来非虚构写作是否具备真实性和客观性的争议。

书名：《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黄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0-8-1

ISBN: 9787020161874

四是自由性，非虚构写作没有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既可以是结构严谨的调查报告，也可以是文学化的描写；既可以是引经据典的历史与文化考据，也可以是“边走边唱”的游记体；既可以是科学化的观察手记、田野笔记，也可以是个人化、口语化的“现场”口述。这种自由性并非降低了非虚构写作的难度，好的非虚构作品并不容易写，它要求一是文笔好，非虚构作品相比学术著作的特点，就是亲民性和大众性，是用文学化、故事性的语言来描述对象；二是准确性，对事实的描述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上；三是严谨性，对事物的理解和阐释建立在科学的推理和理性的判断上；四是自反性，写作者自身要对自我的生活和世界有所反思，尤其是以他者为写作对象时，不是把他者“他者”化，而是在倾听他者中建立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形成更平等和互补的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的关系。

02

非虚构写作的两种风格

非虚构书写经常呈现两种风格，一种是追求客观化的、白描式的写作，尽量搁置书写者的个人因素，展示书写对象的一种原生态和“真实”状态，第二种是带有个人情感的、内心体验的观察，往往讲述有深刻体会或深有感触的经历。不管是哪种风格，非虚构的特色就像纪录片一样，是充分暴露“摄影机”或者说不回避书写者的“在场”状态。好的非虚构作品不会假装“客观”“真实”，而是把“自我”放置到书写对象的世界和生活中，就像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人类学家一样，用参与式观察或民族志的方式来与他者交流。

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有一个“元问题”，就是讨论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何为真实、何为客观，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命题。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万事万物都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至于人类能不能认识万事万物的真实或真相，有两种观点，一种偏科学主义，通过一系列科学的、理性的方式、方法，人类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认清事件的真相，第二种偏建构主义，人类只能借助不同的中介来描述和触及事物，无法抵达事物本身，这些中介可以是文字、语言、美术、影像等媒介，也可以是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工具。我的看法是综合这两种观点，人类确实需要借助不同的中介来触摸、抵达事物，其中科学研究和理性推理是重要的方法。而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唯一的真实和客观，在相对稳定的文化和社会系统中，会获得相对共识性的真实观和客观性。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有时候可以明辨是非，但更多的时候却容易“乱花渐欲迷人眼”，只有通过科学的论证、严密的调查，才能更接近事物真实的一面。正如谣言不是因为谎话让人信以为真，而是满足了公众的特定心理，让人们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如果说真实、真相需要科学依据和客观标准的话，那么真实感则是一种关于真实的想象，是受特定意识形态影响的主观态度。

非虚构写作所坚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种真实和客观的底线伦理，也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和真实发生的事情，即便是历史主题，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对于人物的评价和事件的看法，这与书写者自身的调查、理解和阐释有关。因此，任何非虚构作品都只是提供一种关于真相和真实的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客观、中立的答案，而是与书写者自身的知识、身份、立场等各种“主观”因素有关，当然也与写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语境有关。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区别于新闻作品的原因，非虚构并非对真实事件的“实录”和素描，而是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和分析，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阐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个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良性的公共舆论，也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需要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解释和争论。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无法避免的主观因素和相对真实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非虚构写作者可以不通过实地调查、不采访当事人就凭借主观臆想来完成作品。一旦出现事实“造假”，会对写作者和作品带来毁灭性的信任危机。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暴露书写者的写作，是一种不避讳书写者在场的写作。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不假装“客观”，反而像纪录电影一样，让人们充分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这其实是非虚构写作的特殊优势，一方面可以借“我”的视角把所见所闻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可以呈现“我”调查、研究以及与被书写对象交流、对话的过程。193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在陕甘宁根据地调查、采访了五个月，1936年出版了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作品就以“我”的视角，详尽记述了从北平到西安，又从西安如何秘密进入根据地，以及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过程，写下了采访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很有画面感，也真实可信。还有很多文化、历史游记，旅行者所探访的名胜古迹、自然景观，就成为叙事的引导者，也让读者有代入感。因此，非虚构作品不只是展示一个场景或者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而是把调查、采访、推理的过程也呈现出来，就像每当有电影大片上映，就会发布一个电影拍摄过程的纪录片，揭秘影片拍摄的过程和主创的采访，这也成为电影营销的一种方式。非虚构作品兼具这样两种功能，既讲述被书写对象的故事，也讲述书写者的采访手记、调查手记。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带有元写作的特点，是一种对写作行为高度自觉的写作。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纪实作品《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

非虚构作品的“非虚构”标签，使得读者在阅读之前，就有了先在的阅读期待，这是一本关于真人真事的书或文章。这就使得编造事实、捏造细节、虚构采访成为非虚构写作的“大忌”，一旦被发现会严重损害该作品的“信誉”。2019年1月某知名自媒体平台发布一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的文章，讲述了作者的一位同学，贫困出身、学习优异，是市理科状元，大学期间勤学苦读、勤工俭学，却因病早逝。这篇文章成为爆款，引发了人们关于社会阶层跨越的争议，也对寒门状元的命运唏嘘不已。后来网友发现文章中提到的很多细节与社会发展不相吻合，纷纷质疑这篇文章造假。这是一篇典型的通过制造公共话题骗取商业流量的案例，最终导致“咪蒙”公众号的关停和注销。这也给非虚构写作的作者和运营团队提供警示意义，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底线。

非虚构作品因为其纪实的特征，容易带来两种负面效应，尤其是在偏商业化的非虚构作品“营销”中，一是以“真实”“揭秘”作为噱头，用八卦、传闻来“揭”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的“秘”，缺少历史学、社会调查的基础性工作，变成历史演绎和稗官野史；二是猎奇化，猎奇不是好奇，好奇心是怀着对未知、对陌生的敬畏之心进行研究和探索，而猎奇则是对他者的刻板化偏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经常举办各种博物学展览，把从西方之外的、殖民地搜集来的风俗、物种变成文明秩序之外的“妖魔鬼怪”，包括土著也被作为比西方人低等的种族，这些都是把他者猎奇化的体现；二是在当下社会主流文化往往对弱势文化进行猎奇化展示，以现代、城市、中产阶层为参照，把非现代、乡村、弱势群体猎奇化，这类作品不仅不能客观地理解和审视他者文化与社会，反而重新建立了一套文明优越论和系统性的社会偏见。因此，非虚构作品探究真实和真相，但不制造揭秘效果；非虚构写作提倡好奇心，但不追求猎奇化。

非虚构写作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坚守写作对象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二是对写作对象提供一种社会化的理解和阐释。非虚构写作并不是对真实的人和事物的“实录”或者遵循真实性、客观化原则的新闻报道，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建构，赋予平凡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意义和价值，是一种带有介入性、实践性的社会书写。非虚构写作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并把这种认知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因此，非虚构写作是用科学化的调查研究和理性推理，帮助人们理解和探究事物的本质，并保持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态度。

非虚构写作可以朝向自己，反思自己是如何被社会塑造、被文化养成，借自我的故事来折射时代的信息；非虚构写作可以朝向社会，把新闻事件变成社会化、公共化的议题；非虚构写作可以朝向他者，让那些不可见的、无法发声的边缘者可以被看见；非虚构写作可以朝向历史，让那些淹没在历史叙述中的小人物、小事件重新显现；非虚构写作可以朝向普通人，是普通人讲述自己故事的舞台；非虚构写作可以朝向世间万物，不管是自然界的事物，还是人造物，都有属于物质本身的历史，借此可以反思人类和现代文明的界限。

03

非虚构写作的平民底色

非虚构写作的题材和对象虽然非常广泛、不受限制，但有一类题材是非虚构写作最擅长，也是最有价值的，这就是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书写平凡人的故事，这使得非虚构写作带有平民底色和人民性。普通人，也就是个体、个人。个人的故事出现在现代社会，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现代价值观中，个人、公民、现代人获得自主性的意义，出现“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定胜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等理念。最标准的个人主义式的现代人故事是1719年丹尼尔·笛福创作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是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写的不再是宗教或神话故事，而是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勇于冒险的、不断进取的富二代。在荒岛上，鲁滨逊没有变成野人，而是把荒岛改造成适合人类居住的良田，变成了鲁滨逊拥有主权的殖民地。这也是第一部大篇幅书写人类劳动的小说，把劳动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肯定人用劳动创造价值。因此，鲁滨逊是一种具有现代人格精神的主体，一个追求自己价值、建立自己领地的、带有征服意志的海外殖民者。

在西方文化中，出现了两类平民故事，一类是像鲁滨逊一样开疆扩土、建立个人事业的成功者，也就是个人创造奇迹、个人成为伟人、名人的故事；第二类是那些真正的平民，一辈子碌碌无为、平平常常的人，也就是善良的普通人的故事，具有道德和浪漫的光环，这些人往往是社会底层、穷人等弱势阶层，经常以弱小的妇女、儿童为代表。如果说前者是个人白手起家的美国梦、中产梦的故事，那么后者则是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人性故事。18世纪、19世纪面对工业社会、城市文明带来贫富分化、两极社会的困境，人道主义、人性论成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贫穷者、弱势者也应该享受基本的人权，人道主义、社会慈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救助方式。第三类平民故事，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批判英雄史观、伟人史观，把工人、农民等普罗大众作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主力，这使得平民、老百姓、小人物获得主体位置。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报告文学中有大量的劳动模范、英雄模范的故事，这些劳模和英模都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但也是具有顽强意志、有强大力量的人。相比第二类人道主义思潮中贫弱的、卑微的但善良的可怜人，第三类平民故事是反抗的、斗争的、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人民故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人民主体的平民故事越来越变成“平凡的世界”中的普通人、普通百姓的故事，这是一个普通人要过普通生活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与社会、历史等宏大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非虚构文学经常呈现的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平民故事。第一类故事就是平民、个体获得成功或者创造人间奇迹的故事，如美国文化中的名人传记、总统回忆录等；第二类故事是关注主流社会所遮蔽的弱势群体，让不可见的他者重新被看见，不管是社会意义上的弱势者，如打工者、新工人，还是同性恋者、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在于赋予芸芸众生有血有肉的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生命。这背后依然有一种个人的民主化和众生平等的价值理念，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价值的、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正因为弱势，所以需要赋予生命以意义和价值，非虚构写作是自我赋形、自我赋权、自己赋予意义的过程。比如秀英奶奶65岁才开始识字画画，用图文绘画的方式，把农业经验、乡土经验呈现出来，其完成的自然笔记《胡麻的天空》提醒人们关注自然和农村，关注人的劳动和人与土地的关系。

（《胡麻的天空》插图）

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平民性，这就是非虚构写作者带有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倾向，普通人、平民也能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作者。这也涉及两种不同的传统，第一个传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注意培养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也就是说要让工农兵从被描写对象变成书写的主体，这种“文化翻身”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支撑，也依靠人民文艺、群众文艺的文化生产机制；第二个传统是美国的创意写作制度，创意写作是鼓励非职业作家通过一定的写作训练，掌握基本的写作方法，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甚至变成职业作家，其中，非虚构写作是创意写作最重要的文类，非职业作者学会写作的第一步就是从讲述自己的故事开始。写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传统媒体的时代，写作是实现大众从被动的阅读者和受众变成主动的创作者的重要中介，写作本身的逻辑性和抽象性，使得写作行为变成一种个体主体化、社会化的过程，是从“乌合之众”变成有理性的、有独立判断的主体。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平台，人人都能成为自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包括文字、图片和影像，这给个人提供了更多民主化和自主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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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

作为一种公共性书写，非虚构写作扮演着三种社会功能。

其一，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朝向他者、朝向外部世界的写作。很多大学生从小习惯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父母及其家人都围绕着自己转。这种从个人出发的视角一方面是现代社会赋予个体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以城市、以现代为中心形成的现代性知识。走出自我、走向他者，意味着尝试跨越既定的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先在”携带着社会学、人类学的秉性，是一种自我与他者遭遇、对话和分享的越界活动。当然，朝向他者，并不意味着把他者猎奇化，而是用好奇心和同情心获得他者的信任，从而建立一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性和主体间性。借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观点，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民族志，民族志有两种写作方式，一是浅描，二是深描，浅描是田野观察中对话语、行为和事件的描述，而深描则是对这些话语、行为和事件的意义阐释。民族志的任务不是用浅描的方式完整记录田野过程，而是把不同的习俗、行为在人类学家与被研究对象的互动中进行阐释，这就是深描。在这一点上，非虚构写作者也像人类学家一样，需要对描述对象进行一种带有社会和文化阐释的深描。

其二，朝向他者的另一面就是反躬自省。非虚构写作中有一类常见的题材就是讲述写作者自己的故事，如个人史、家庭史等，尤其是“素人”进行非虚构创作时，更容易选择自己的故事作为素材，这也是非虚构写作的魅力之一。这种朝向自我的写作，既是一种把自己对象化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过程，也是把个体、自我放置在大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观点，这些特殊的、独特的个人遭遇，并非像看起来那样是个人性的、偶然的，而是历史、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是诸多社会的结构“制造”了这些个人问题。米尔斯把这种“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建立关系的方法命名为“社会学的想象力”。这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很有帮助，有助于把日常生活的经验和个人化的、偶然的境遇与社会制度、历史变迁等问题结合起来，把个体遇到的问题转化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公共话题。非虚构写作一方面强调个体、人人都有书写和讲述自身故事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记忆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因此，亲历者或平凡人的口述、回忆、自述都是历史书写的重要拼图。

其三，非虚构写作经常书写平凡人的故事，把平凡人的生命体验、社会思考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出来。与新闻报道中多呈现大人物、奇观化的社会新闻不同，非虚构写作赋予普通人的生活、生命以意义。非虚构写作并不是对真实的人和事物的“实录”或者遵循真实性、客观化原则的新闻报道，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建构，赋予平凡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意义和价值，是一种带有介入性、实践性的社会书写。非虚构写作关注被主流社会所遮蔽的弱势群体，让不可见的他者重新被看见，不管是社会意义上的弱势者，如打工者、新工人，还是同性恋者、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在于赋予芸芸众生有血有肉的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生命。这背后依然有一种个人的民主化和众生平等的价值理念，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价值的、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正因为弱势，所以需要赋予生命意义和价值，非虚构写作是自我赋形、自我赋权、自己赋予意义的过程。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还存在着另一种平民性，这就是非虚构写作扩大了写作的权利，从专业化、职业化写作延展为一种大众写作、群众写作，普通人、平民也能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作者。写作是实现大众从被动的阅读者和受众变成主动的创作者的重要中介，是个体从“乌合之众”变成有理性的、有独立判断的主体的过程。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平台，人人都能成为自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包括文字、图片和影像，这给个人提供了更多民主化和自主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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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是一种跨主体写作

在20世纪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出现了很多与非虚构相关的文体，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深度报道、特稿写作等。除此之外，一些人类学田野笔记、社会学调查报告等也带有非虚构的因素，是非虚构写作可以借鉴的跨学科资源。

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人类学有难以分割的亲缘关系。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往往会借助一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陌生的群体、地域进行深入观察和调查研究，从中归纳、总结出一套认识世界和观察社会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等都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这种高度介入式的携带着研究者情感和态度的研究与非虚构写作中带有社会性、参与性的主体精神是一致的，田野报告由于同样讲述着他者和边缘的故事因而也携带着非虚构的色彩。社会学家吕途近些年完成三本与“新工人”有关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和《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三本书处理的都是进城农民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调研，三本书放在一起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3亿新工人的生存境遇和社会状况。尤其是第三本“女工传记”，更像非虚构作品，作者采访了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等几代女工的个人生命史，给每一位女性写一篇小传，这些个人的生命故事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新中国女工的文化史诗。从这个例子中，社会学研究和非虚构写作具有高度关联性，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朝向他者的文体与社会学、人类学具有先在的亲缘性。

作者：吕途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女工传记

出版年：2017-11-1

ISBN: 9787108059239

从写作主体的角度看，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双主体和跨主体写作。写作行为涉及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的关系问题。对于虚构创作来说，写作者掌握更大的自主权和“虚构”能力，像上帝一样在虚构的世界里合情合理地创造一切，尽管现实主义文学或者其他类型文学的创作都有诸多叙述惯例。但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其先在的限制就是写作对象是真实存在的人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当然对于人和事物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因此，非虚构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之间就像记者与被采访对象、社会学家与调查对象、人类学家与田野对象一样，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这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张力和优势所在。

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彼此平等的，写作者是有主体性的、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被写作对象则是客体化的他者。这种权力不平等体现在，自我是主动的、具有自主意志的主体，而他者则是被动的客体。这种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关系来源于现代启蒙运动和科学的理性精神，这种现代精神一方面带来对未知、对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理性化规训，包括个人、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基本的现代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以西方（欧洲）、现代为自我，以欧洲之外、非现代的空间为他者的等级关系，前者是文明的、理性化的，后者是落后的、愚昧的、未开化的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这种现代理性精神进行了彻底反思，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把他者客体化的行为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文化实践，这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非文明的等级论逐渐转变为一种包容性和差异化的多元主义理念。在这种背景之下，自我与他者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性和互为主体的状态。

对于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来说，这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交流的过程。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存在着两个层面的不平等关系，一是写作者掌握着书写的权力，被写作对象是客体化的他者，而有书写能力和发表渠道的人又意味着占据社会强势的位置；二是书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代言，书写者代替或代表被写作对象发言，这种代表和代言机制本身也存在着权力不对等，因此，写作者与被书写对象要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位置保持充分警惕，避免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剥夺和文化代言，尝试建立一种更加平等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对写作作为代言行为保持高度自觉的写作。这一方面要求书写者自身对自己的知识、文化意识有所反思，主动放下自我的价值观，不要把自我的观念、意志、世界观强加于他者，另一方面书写者需要倾听他者的声音，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来理解别人的逻辑，进而他者的价值与自我的视野形成对话或冲突状态，这就是包容和理解的开始，最后，借他者的目光，自我产生反思和质疑。从朝向他者，到回归自我，这是一种主体的辩证和自省过程。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是一种辩证关系，既是为了使他者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又是对自我的一次反思，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求同存异”“美美与共”。好的非虚构作品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平等意识和倾听理念，不是先入为主地用自我的理念来讲述他者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双主体和跨主体写作，是主体他者化和他者主体化的双重过程。书写者自身有自己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和社会价值判断，而被书写对象也是另一种主体，无法完全受书写者的“掌控”。

既然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朝向他者的写作，也是一场介入他者的写作，那就必然涉及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非虚构写作用两种风格，一是搁置书写者的个人主观因素，力求客观展现书写对象原生态和真实状态的白描式写作；而另一种写作方式是不避讳书写者本人的主观情感和自我经验，充分“暴露”书写者的主观经验。不管是哪种风格，非虚构写作都不会回避和拒绝书写者的“在场”，相反，这种书写者的在场和以外来者身份的进入恰恰是非虚构写作的张力和优势所在。一篇好的非虚构作品不会假装客观和中立，更不会将写作者的“摄影机”刻意隐藏而假装隐身，而是把“自我”放置到书写对象的世界和生活中，就像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人类学家一样，用参与式观察或民族志的方式来与他者交流。

非虚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故事即朝向自我，把自己作为写作的对象，如个人反思录、自述传等把自我他者化、对象化，把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放置到社会的大背景下，这既是个人的小故事，也是历史的、时代的大故事。如老红军、女干部曾志所撰写的《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就从自己青年时代一步步参加红军讲起，历经个人的、家庭的各种磨难以及组织上的错误审查，在革命和时代的“大熔炉”中身经百战，始终坚持革命者的理想和信念，从女性、共产党员的视角展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大历史。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2009年出版了自传性社会学作品《回归故里》，以个人成长为例，从父亲去世、回乡探望母亲开始，反思自己排斥父亲、强烈地逃离家庭，到巴黎读书、成为学者的心路历程，其背后所隐含的作为工人之子的耻辱感，以及深受母亲通过读书摆脱阶层和社会命运的影响，这种以自我批判为视角的当代“忏悔录”式的写作，看似是高度个体化、个人性的故事，却处理了阶层身份、教育在阶层再生产中的位置以及身份政治的遮蔽性等严肃、普遍的问题；第二类是他者的故事，写别人的故事，这也是非虚构写作最常见的类型。在这里，非虚构写作者有两类主体状态，一类是接受社会学、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在倾听他者的过程中，不断走出自我、走进他者，学习他者的知识和经验，不断地自我反思、挑战既有的认识和观念，从而对他者形成更有主体性的认识和解释，第二类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基层干部的状态，干部与群众、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教育、相互改造的关系，在各种形式的下基层实践中，干部、知识分子需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也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借此来了解基层群众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在与群众的互动中寻找社会实践的方法。在笔者看来，非虚构写作可以继承这样两种不同脉络中形成的主体与他者的对话和互动的经验。

可以说，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双主体写作，一方主体是书写者自身，另一方主体是被书写的对象。这两方主体各有其自我意识和价值判断，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和空间区隔。于是，双主体写作本质上处理的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自我”意即朝向自我，是写作者，是从自己、从个人回到自我的经验；“他者”是写作者在倾听他者的过程中得到的他人的经验。在处理自我和他者的辩证关系时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书写者需要放下自我的价值观，倾听他者的声音，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思考和观察；其次，他者的价值与自我的视野形成对话甚至是冲突状态，不要拒绝可能发生的原有观念的推翻，因为这是包容和理解的开始；最后，借他者的目光产生自我反思和质疑，从朝向他者到回归自我，从而完成主体的辩证和自省过程。而在整个与他者相遇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伦理问题，不要过多干涉和干扰书写对象的讲述，更要尽力避免对书写对象的正常生活产生伤害之举。在将完稿的非虚构作品进行发表时，更要注意对书写对象的保护和人文关怀，切不可为了商业利益和眼球经济而故意制造噱头、博取热点。

总之，好的非虚构作品能够让他者变得可见、让不可见的变得可见、让不可感知的经验变得感知、让历史重现回到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文化职能有三个，一是把他者从主流的偏见中拯救出来，变成更具自主性的主体；二是让被压抑、被排斥、被遗忘的弱势群体变得可见，甚至弱势者能够自主地以写作为媒介；三是展示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尊重个人生命的特殊性，让每个人获得独特的价值。社会学家的任务是转译和赋权，我觉得非虚构写作者的任务也是如此，转译不同的文明、文化，赋予平凡人、日常生活以权力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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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张慧瑜所著《非虚构写作》一书序言，感谢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茅燕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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